我们应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的理念,但传统发电企业节能也面临着新挑战

节能减排在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的当下已是热点,与社会关注的清洁新能源开发、日常生活节能相比,做好传统能源企业节能这篇文章尤为重要。就浙江而言,每年的用能总量已达2亿吨标煤,其中燃煤发电机组用煤约1亿吨,是名副其实的能耗大户,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能耗,就能节煤百万吨。而一个投资上亿元、2万千瓦的大型光伏电站,按浙江的日照条件,年均节煤不过万余吨,从这个角度看,传统能源企业节能大有可为。
传统煤电企业降低能耗的难点。通常来说,传统煤电企业节能降低煤耗主要靠装备的技术改进和更新换代。如2000年以来,大容量、高效率、低煤耗的超临界、超超临界60万千瓦及百万千瓦燃煤火电机组成为发电主力,已经淘汰了12.5万千瓦以下中小燃煤机组。“十二五”期间,浙江省火电机组供电标煤耗累计下降14克/千瓦时,每年节约电煤超200万吨。但传统发电企业节能也面临着新挑战。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和用电市场的变化,能耗大户燃煤发电企业面临着节能发展的诸多瓶颈。
受煤炭市场的影响,燃煤机组发电成本不断攀升,发电用煤种类多变,对煤种适应性的控制问题严重制约了燃煤机组经济优化运行。2008年后,煤价飙升期,发电企业为节约成本,进行了大量的入炉煤炭的混烧、掺烧,使超临界发电机组更难满足电网负荷调节要求,更难控制在额定、经济的状态,造成了煤耗居高不下。
近十年来,全国特高压电网骨干网架建成,大量省外水电为主的清洁低价电源输入,清洁电能在浙江电量的占比已达四分之一。为保证电网安全稳定供电,处在特高压受电端的浙江省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还需低负荷运转备用,调频、调峰能力面临严峻挑战,常规控制方法已无法满足电网对于大型发电机组深度调频、调峰的灵活性提升的需求。省内燃煤机组承担了调峰压力,旋转备用容量增大,发电负荷率普遍偏低,经济性和节能效率难以发挥。新能源占比不断增加,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的不稳定供电特性,需要作为发电主力的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在频繁负荷调节下低负荷运转备用,机组很难达到额定参数的节能运行。同时,燃煤机组增加脱硝、脱硫装置,逐步全面实现超低排放,大幅提升了烟气排放物控制难度,也增加了发电煤耗。
突破传统能源企业节能发展的瓶颈。做好传统能源发电企业节能降耗的出路在于技术创新。如何解决超临界机组的节能、稳定运行和灵活调度这一矛盾体,使发电机组转化为精细化控制方式。国网浙江电科院主持研发的杭州市重大专项基金项目成果《超临界机组深度节能关键技术及应用》对这一难题有了创新突破。国网浙江电科院组织浙江大学和华能玉环、神华宁海等20余家发电集团大型发电厂共同组成产学研用的项目研发团队,首次通过获取煤燃烧的碱金属含量,对入炉煤种进行在线检测和辨识,调整锅炉燃烧,优化燃料分配,提升机组经济运行能力。目前,这项创新技术已在20余台大型超(超)临界机组上广泛应用和推广。机组平均降低煤耗2克/千瓦时以上,产生的经济效益总额超过9.43亿元,社会效益显著,已取得国家专利授权14项、国际专利公开1项,主编并颁布相关行业标准3部。
同时,在省内电源建设上要加快发展抽水蓄能项目。随着省外来电、风光核等新能源发电的增多,发展抽水蓄能调峰机组势在必行。我省抽水蓄能资源十分丰富,装机容量在30万千瓦以上的站址达37处,应充分加以利用。鉴于抽水蓄能电站前期工作慢、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应对抽水蓄能项目提前规划、大力推进,确保抽水蓄能调峰机组与电网调峰需求相匹配,避免煤电机组长期低效高能耗调峰。这是破解传统煤电企业降低能耗难点的又一重要路径。
(作者分别为浙江树人大学副教授徐建华、国网浙江电科院高工罗志浩)

全球能源危机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话题。发达国家曾提出一个观点:节能是紧随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之后的世界第五大能源。但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小康看来,对于当今中国,节能应是“第一能源”。据王小康介绍,节能同时包含“少用能”和“用好能”两重含义,前者是指能源节约,后者是指提高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它具有“最快捷、最便宜、最干净”三大特性。数据显示,“十一五”以来,我国历年节能量与新增能源消费量的比值由2006年的0.33增至2013年的1.05,累计节能量与新增能源消费量基本相当,远高于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同时,节能的投资成本一般情况下要低于新建可再生能源项目。“这说明节能工作对控制我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居功至伟。”王小康表示,“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加剧,我们应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的理念,将节能作为我国能源消费革命的主阵地。”但王小康指出,目前国内对“节能”的重要性尚认识不足,一些基础工作尚待完善。“国内仍有很多企业节能意识薄弱,主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积极性不强。很多企业往往只注重生产和销售,忽略了能源计量和能源统计等制度建设;政府监管也难以到位。一些城市尚未全面建立科学统一的节能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执法主体、监察队伍难以落实,法规政策的实施没有监督保障。”对此,王小康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建立政府对节能减排、降碳工作的统筹管理,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企业的能源和碳排放管理体系,完善能源和碳排放的统计制度。如可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摸清城市和企业的能源和碳排放家底,准确定位高耗能行业、高排放、重污染企业,形成城市“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王小康还强调了“市场手段”的重要性。他建议国家继续大力推进节能产业的发展;积极推行碳排放权、节能量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形成“总量控制”下的节能减排硬约束。此外,王小康认为,“将能源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供应侧,仍然延续集中发电、远距离传输的传统思路,这对实现能源革命、改变人类社会形态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充分考虑能源需求侧的新技术、新商业形态,把需求侧的新技术、新商业形态与新能源结合,最终才能产生撼动人类发展全局的革命性效果。比如,把‘互联网+’这一思维应用到能源领域,促使能源供应由B2C模式向C2C模式转换,这将对能源消费革命产生重要影响。”

2018年5月9日至15日,生态环境部组织“清废行动2018”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现场督查。通过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796个固体废物堆存点位进行现场摸排核实,共发现1308个问题。  从问题分布情况看,在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均发现不少问题,其中上海35个,江苏187个,浙江17个,安徽88个,江西336个,湖北386个,湖南69个,重庆33个,四川60个,贵州65个,云南32个。  督查发现的问题,主要涉及建筑垃圾、一般工业固废、生活垃圾等随意倾倒或堆放,其中涉及建筑垃圾339个,一般工业固废253个,生活垃圾164个,危险废物58
个,以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为主的混合类345个,砂石、渣土等其他类149个。  生态环境部已分四批对111个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涉及到所有11个省(市),其中上海9个,江苏14个,浙江4个,安徽5个,江西14个,湖北36个,湖南4个,重庆4个,四川4个,贵州14个,云南3个。同时将其余1197个问题交有关省级环保部门挂牌督办,并要求各地及时公开问题清单、督办要求和整治情况,直至整治完成。  生态环境部要求相关地方举一反三,对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和堆存点再次全面排查整治。并将适时组织对挂牌督办问题整改和排查整治情况“回头看”,对整改不力和排查整治不到位的,视情况采取约谈、中央环保专项督察、追责问责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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